第十一章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,上老老〔1〕而民兴孝;上长长〔2〕而民兴弟;上恤孤〔3〕而民不倍〔4〕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〔5〕。
所谓平定天下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,是因为: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,老百姓就会兴起孝顺之风;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,老百姓就会兴起敬长之风;在上位的人体恤孤儿,老百姓就不会背弃这德行。所以,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、推己及人的“絜矩之道”。
所恶于上毋以使下;所恶于下毋以事上;所恶于前毋以先后;所恶于后毋以从前;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;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。此之谓絜矩之道。
凡是我厌恶上位者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的下属;凡是我厌恶下属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的上司;凡是我厌恶前面的人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后面的人;凡是我厌恶后面的人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前面的人;凡是我厌恶右边的人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左边的人;凡是我厌恶左边的人对我做的事,就不要用同样的事去对待我右边的人。这就叫做“絜矩之道”。
《诗》云:“乐只君子,民之父母。〔6〕”民之所好好之,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
《诗经》说:“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,是老百姓的父母。”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,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,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。
《诗》云:“节彼南山,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,民具尔瞻。”〔7〕有国者不可以不慎。辟,则为天下僇矣〔8〕。
《诗经》说:“巍峨的南山啊,岩石耸立。显赫的尹太师啊,百姓都仰望您。”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。稍有偏颇,就会被天下人推翻。
《诗》云:“殷之未丧师,克配上帝。仪监于殷,峻命不易。”〔9〕道得众则得国,失众则失国。
《诗经》说:“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,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。请以殷朝作为鉴戒吧,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这就是说,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,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。
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〔10〕有人,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财,有财此有用。德者,本也;财者,末也。外本内末,争民施夺〔11〕。是故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〔12〕而出者,亦悖而入;货悖而入者,亦悖而出。
所以,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。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,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,有土地才会有财富,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。德行是根本,财富是枝末。如果把根本当作外在、把枝末当作内在,就会与民争利、施行劫夺。所以,君王聚敛财富,民心就会离散;君王散财于民,民心就会凝聚。这正如你说话违背道理而出,人家也会用违背道理的话来回报你;财富来路不正而得,也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失去。
《康诰》曰: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,不善则失之矣。
《康诰》说:“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。”这就是说,行善便会得到天命,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。
《楚书》曰:“楚国无以为宝,惟善以为宝。”〔13〕
《楚书》说:“楚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作宝贝,只是把善当作宝贝。”
舅犯曰:“亡人无以为宝,仁亲以为宝。”〔14〕
舅犯说:“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宝贝,只是把仁爱亲人当作宝贝。”
《秦誓》〔15〕曰:“若有一介臣,断断〔16〕兮,无他技,其心休休〔17〕焉,其如有容〔18〕焉。人之有技,若己有之;人之彦圣〔19〕,其心好之,不啻〔20〕若自其口出,实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,尚亦有利哉!人之有技,媢疾〔21〕以恶之;人之彦圣,而违〔22〕之俾〔23〕不通,实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,亦曰殆哉!”
《秦誓》说:“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,忠诚老实,虽然没有特别的本领,但他心胸宽广,有容人的肚量。别人有本领,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;别人德才兼备,他打心眼里喜欢他们,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,而是确实能够容纳他们。用这样的人,是能够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,而且还可以为他们造福!相反,如果别人有本领,他就妒嫉、厌恶;别人德才兼备,他便想方设法阻抑他们,使他们处处行不通,实在是不能容纳别人。用这样的人,是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,而且可以说是很危险了!”
唯仁人放流之〔24〕,迸诸四夷〔25〕,不与同中国〔26〕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,能恶人。
只有仁德的人才会把这种嫉贤妒能的人流放,驱逐到四方的边远之地,不让他们与自己同住在国中。这就是说,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够真正喜爱人,也能够真正厌恶人。
见贤而不能举,举而不能先,命也〔27〕。见不善而不能退,退而不能远,过也。好人之所恶,恶人之所好,是谓拂〔28〕人之性,灾必逮夫身〔29〕。
见到贤才而不能选拔,选拔了而不能重用,这是轻慢;见到不善的人而不能罢免,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,这是过错。喜欢众人所厌恶的,厌恶众人所喜欢的,这是违背人的本性,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。
是故君子有大道:必忠信以得之,骄泰〔30〕以失之。
所以,做国君的人有一条正确的途径:忠诚信义,便会获得一切;骄奢放纵,便会失去一切。
生财有大道: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〔31〕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,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,未有府库〔32〕财非其财者也。
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:生产的人多,消费的人少;生产的人勤奋,使用的人节省。这样,财富便会经常充足。仁德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德行,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。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,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,没有国库里的财物最后不属于国君的。
孟献子〔33〕曰:“畜马乘〔34〕不察〔35〕于鸡豚,伐冰之家〔36〕不畜牛羊,百乘之家〔37〕不畜聚敛之臣〔38〕。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
孟献子说:“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家,就不再去关注养鸡养猪的事;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,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;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,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。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,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。”这就是说,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,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。
长国家〔39〕而务财用者,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,小人之使为国家,灾害并至。虽有善者,亦无如之何〔40〕矣!此谓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也。(传10)
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,这必然是被小人诱导了。那个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很好,让他们去治理国家,结果天灾人祸一齐降临。这时即使有贤能的人,也没有办法挽救了。这就是说,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,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。(传10)
注释
读解
这是《大学》的最后一章,具有结尾的性质。全章在阐释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的主题下,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:一、君子有絜矩之道。二、民心的重要:得众则得国,失众则失国。三、德行的重要:德本财末。四、用人的问题:唯仁人为能爱人,能恶人。五、利与义的问题:国不以利为利,以义为利。
所谓絜矩之道,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“恕道”一脉相承的。如果说“恕道”重点强调的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将心比心方面,那么“絜矩之道”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。如孔子对季康子说:“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,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,只要风吹草上,草必然随风倒伏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世道人心,上行下效。关键是看你说什么,提倡什么,做什么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。所以,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“絜矩之道”。
关于民心的重要性,已经是古往今来都毋庸置疑的了。水能载舟,也能覆舟。不过,道理虽然毋庸置疑,但纵观历史,却往往是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所以,才会有王朝的更迭,江山的改姓,当政者“为天下僇”。
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、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。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,提出“德本财末”的思想。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,也有“先富后教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、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,但总的说来,重精神而轻物质,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。
正因为“德本财末”,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,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。而在用人的问题上,同样是品德第一,才能第二。对于这一点,《大学》不厌其烦地引述了《尚书·秦誓》里的一大段话,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,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,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,便可以重用。相反,即使你非常有才能,但如果你嫉贤妒能,容不得人,也是危害无穷,不能任用的。所以,“唯仁人为能爱人,能恶人。”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。
与“德本财末”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“利”与“义”的问题。为了阐释“利”与“义”的关系问题,《大学》提出了“生财有大道”的看法,即生产的人多,消费的人少;生产的人勤奋,消费的人节省。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,浅显易懂而毋庸置疑。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:“仁者以财发身,不仁者以身发财。”“以财发身”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,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。就像著名的列夫·托尔斯泰那样,解散农奴,实行自身禁欲,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。“以身发财”的人爱财如命,奉行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的原则,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。或贪赃枉法,铤而走险,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、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,都是“终朝只恨聚无多,及到多时眼闭了”(《红楼梦·好了歌》)。所以,还是“以财发身”,超脱一点好。
总起来说,这一章收束《大学》全篇,内容丰富,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。我们将会看到,这些思想在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