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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(譯註對照)

第十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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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,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:孝者,所以事君也;悌〔1〕者,所以事長也;慈〔2〕者,所以使衆也。

之所以說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,是因爲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別人的人,是沒有的,所以,有修養 的人在家裏就受到了治理國家方面的教育:對父母的孝順可以用於侍奉君主;對兄長的恭敬可以用於侍奉官長;對子女的慈愛可以用於統治民衆。

《康誥》曰:“如保赤子。”〔3〕心誠求之,雖不中〔4〕,不遠矣。未有學養於而後嫁者也!

《康浩》說:“如同愛護嬰兒一樣。”內心真誠地去追求,即使達不到目標,也不會相差太遠。要知道,沒有先學會了養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!

一家仁,一國興仁;一家讓,一國興讓;一人貪戾,一國作亂。其機〔5〕如此。此謂一言僨〔6〕事,一人定國。

一家仁愛,一國也會興起仁愛;一家禮讓,一國也會興起禮讓;一人貪婪暴戾,一國就會犯上作亂。其聯繫就是這樣緊密,這就叫做:一句話就會壞事,一個人就能安定國家。

堯舜〔7〕帥〔8〕天下以仁,而民從之;桀紂〔9〕帥天下以暴,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,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〔10〕己而後求諸人,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〔11〕,而能喻〔12〕諸人者,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堯舜用仁愛統治天下,老百姓就跟隨着仁愛;桀紂用兇暴統 治天下,老百姓就跟隨着兇暴。統治者的命令與自己的實際做法相反,老百姓是不會服從的。所以,品德高尚的,總是自己先做到。然後纔要求別人做到;自己先不這樣做,然後纔要求別人不這樣做。不採取這種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讓別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,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,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。

《詩》雲:“桃之夭夭,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,宜其家人。”〔13〕宜其家人,而後可以教國人。《詩》雲:“宜兄宜弟”〔14〕宜兄宜弟,而後可以教國人。《詩》雲:“其儀不忒,正是四國。”〔15〕其爲父子兄弟足法,而後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《詩經》說:“桃花鮮美,樹葉茂密,這個姑娘出嫁了、讓全家人都和睦。”讓全家人都和睦,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和睦。《詩經》說:“兄弟和睦。”兄弟和睦了,然後才能夠讓一國的人都 和睦。《詩經》說:“容貌舉止莊重嚴肅,成爲四方國家的表率。”只有當一個人無論是作爲父親、兒子,還是兄長、弟弟時都值得人效法時,老百姓纔會去效法他。這就是要治理國家必須先管理 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。

註釋
〔1〕 悌(tì) 指弟弟應該絕對服從哥哥。
〔2〕 慈 指父母愛子女。
〔3〕 如保赤子 《尚書·周書·康誥》原文作“若保赤子”。這是周成王告誡康叔的話,意思是保護平民百姓如母親養護嬰孩一樣。赤子,嬰孩。
〔4〕 中(zhòng) 達到目標。
〔5〕 機 本指弩箭上的發動機關,引申指關鍵。
〔6〕 僨(fèn) 敗,壞。
〔7〕 堯、舜 傳說中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兩位領袖,即堯帝和舜帝,歷來被認爲是聖君的代表。
〔8〕 帥 同“率”,率領,統帥。
〔9〕 桀(jié) 夏代最後一位君主。紂:即殷紂王,商代最後一位君主。二人歷來被認爲是暴君的代表。
〔10〕 諸 “之於”的合音。
〔11〕 恕 即恕道。孔子說:“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。”意思是說,自己不想做的,也不要讓別人去做。這種推己及人、將心比心的品德就是儒學所倡導的恕道。
〔12〕 喻 使別人明白。
〔13〕 “桃之夭夭……” 引自《詩經·周南·桃夭》。夭夭(yāo),鮮嫩,美麗。蓁蓁(zhēn),茂盛的樣子。之子,這個(之)女子(子);于歸,指女子出嫁。
〔14〕 “宜兄宜弟” 引自《詩經·小雅·蓼蕭》。
〔15〕 “其儀不忒……” 引自《詩經·曹風·鳲鳩》。儀,儀表,儀容。忒(tè),差錯。
讀解

國家,國家,僅從語詞關係來看,國和家的關係就是如此血 肉相連,密不可分;尤其是在以家族爲中心的宗法制社會時代,家是一個小小的王國,家長就是它的國王;國是一個大大的家,國王就是它的家長。因此,無論是國王還是家(族)長都有生殺予 奪的至高權力;因此,有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規範貫穿國與家;也正因爲如此,我們才能理解,“治國必先齊其家”。

不過,進入現代社會,情況已發生了極大變化:一方面,國已不允許實行家長制,另一方面,家已大大地民主化。”不僅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規範已成爲過去,就是孝、悌觀念也日漸式 微,喪失了“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”的基本條件。而且,“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”的現象也不是“無之”,而是不難見到了,比如說,一個優秀教師教不好自己的子女,一些當政官員的公子以身試法等等。這類事情屢見不鮮,很是令人深思。

從另一方面來看,《大學》的這一章反覆強調以身作則,要求“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,無諸己而後非諸人”,指出“其所令反 其所好,而民不從”,“所藏乎身不恕,而能喻諸人者,未之有也。… 這些思想卻並不因爲社會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光彩。它既是對“欲治其國者”的告誡,值得推薦給當政爲官的人作爲座右銘;也是對儒學“恕道”原則的闡發,可廣泛應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,作爲我們立身處世,待人接物的有益參照。